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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年代国家要求全面学习苏联，当时中戏的校长欧阳予倩、人艺的焦菊隐等前辈进行了软性对抗，他们认为斯坦尼体系非常先进，确实应该学，但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，因此他们在学习斯坦尼的基础上，做了很多戏剧民族化的努力。不过到了80年代，国内逆向民族主义泛滥，对过去进行否定，甚至认为只有全面效仿欧美表演方法，中国戏剧才有出路。于是，我们的戏剧传统彻底已经丢掉了，所以大家面对日本人的话真的有点无言以对！” 这两年中日关系因为小泉多次拜鬼而降到了冰点，日本人当面挑衅，却无力反击，在场的学生听到这里心里非常不爽。 张然环视礼堂一圈，最后才道：“面对日本人的挑衅，我让我们班的学生展现了我们班的形体训练方法，这是中国古典舞的训练方法。在我们展示后形体训练方法后，日本人无言以对，这确实是中国的东西，不过他们又提出要跟我们比一比。最终，我们班的学生跟日本学生比了四场，声乐、形体、台词、表演，其中声乐我们输，其他三项都是我们赢了！” 学生们发出哇的惊呼，随即用力鼓起掌来，听到张然班的学生击败日本人大家就觉得特别提气。 张然笑着摆手：“我讲这件事不是想炫耀，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我学表演学的是斯特拉学派和洛托夫斯基表演学派的东西，其中洛托夫斯基表演学派吸取了很多京剧的东西。不过国内的表演系，京剧的东西基本上都被扔掉了。很好笑吧，我们遗弃了自己的戏剧传统，西方的大师却视之为珍宝！为什么会这样？” 台下的学生们都愣住了，没想到张然会问这个问题，都陷入了沉思。为什么自己的好东西不珍惜，却被别人视为珍宝？ “最近几年大家提到国产电影就摇头，觉得难看。很多人在说，现在的导演不会讲故事，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。其实中国电影本来是会讲故事的，49年到66年这期间的电影在电影史被称为十七年电影，这个时期的电影故事讲得很好，比如《小兵张嘎》，《地道战》，现在去看依然觉得很看。我们是有讲故事的传统的，也不是没有好故事，《花木兰》是我们的故事，好莱坞拿过去拍成电影，卖到了全世界。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讲故事了呢？ 刚才说到八十年代国内出现了逆向民族主义思潮，电影圈也是如此，学欧洲电影，特别是法国的新浪潮。电影圈出现了去戏剧化运动，旗帜鲜明地反对电影中的戏剧性，反对情节性和故事性。 在这股思潮的带动下，中国电影开始消减戏剧性、弱化矛盾冲突、强化视听造型。那些故事薄弱的艺术电影赢得了一些喝彩，但不为普通观众所接受，比如陈凯哥的电影。而那些坚持戏剧化情节性的影片，却因为是娱乐片而备受歧视。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一种现象，去戏剧化的影片票房惨败，但媒体上却是一致吹捧；而电影票房大卖的情节片，主创人员却备受贬低。 李邵红导演给我讲过一个事，87年北影厂准备试水商业片，任务落到了他们几个年轻导演身上。现在北电导演系学生要是有哪个告诉他，有电影可拍，可能会兴奋得裸奔。但那个时候都不愿意拍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最终推到了李邵红身上。李邵红委屈得直哭，你们太过分了，太欺负人了，为什么让我去拍娱乐片？” 在场的学生都笑了，觉得不可思议，这太夸张了吧？ 张然没有演讲稿，完全是自由发挥，想到哪里说到哪里。不过作为表演系的老师他话条理清楚，而且节奏把握的相当好。说一段严肃的，又讲一点好玩的，整个演讲一直就在轻松之中进行。 “听起来很好笑对吧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李邵红导演十分委屈的把电影拍了出来，就是轰动一时的《银蛇谋杀案》。在去戏剧化思潮的影响下，中国电影在创作实践中、电影评论中、电影教育中，故事和戏剧性被轻视，甚至是嘲笑和蔑视。20年过去了，现在中国电影开始市场化，需要商业片，但报应来了，20年的去戏剧化让中国电影已经不会讲故事。 现在大家说到国产电影烂，就骂总局。这事总局当然有很大的责任，限制太多，很多东西不能拍。不过要是总局真的不管，国内的这些导演真的能拍出大家新闻乐见的好电影来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我不信。我们用二十年的时间丢掉了讲故事的能力，我们可能要二十年才能把这种能力找回来。 我们北电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最近准备联合日本大学、韩国中央大学创立亚洲电影学院，集中我们三方的优势，培养年轻导演。就是希望缩短这个时间，不要等二十年才找回讲故事能力！” 在场学生喜欢看电影的不少，也经常因为国产烂片而破口大骂，骂过导演，骂过总局，也骂过中国电影不会讲故事。现在听完张然的话恍然大悟，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中国导演不会讲故事了，为什么会丢了讲故事的能力。 “其实不只是电影、表演这样，美术界、文学界等等都是如此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我们对国外任何新品种、观念全部都搬用过来，而对我们自己过往的很多东西进行否定。有些极端的甚至连我们这个民族都进行否定，只要谈到中国就不顾实际进行贬低的人，什么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，中国的历史是伪造的，中国的人种是劣等的愚昧的等等，现在这种言论在网络上依然大行其道。如果连我们的文化，连我们这个民族都否定了，那我们还剩下什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