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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大名著不用说了，够有名气的了！ 但也不见得人人都认可。 而且，说起四大名著，大家都以为是中华文化的经典，既然是经典，那么，就该供奉在祖宗的牌位旁，然后，万众山呼万岁，冲着祖上积德挣来的经典，闷倒脑壳低头便拜。 谁又能想到这些令人景仰的经典竟然是市井文学，就跟似乎是在诲淫的《金瓶梅》或是《西厢记》，甚或与市井味浓厚的《拍案惊奇》如出一辙，也就是一堆茶馆文学，街巷俗议甚或厕所文化之类，这不是有失经典的体面、尊严与名誉，而使传统文化颜面扫地了吗？ 其实，四大名著就是跟上述这些脍炙人口的市井文学名著，彻头彻尾的同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市井文学。 它们同属一类并未使四大名著失色，反倒使中国古典文学的脉络更显泾渭分明。 事实上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经小雅，离骚，词赋之类，虽堪称庙堂文学之经典，但这些并不普及的文学修为，不能涵盖中国文化的所有星空。 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板着面孔，等人上香祭拜的泥胎菩萨。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数千年的号召力与统驭能力，就在于它以庙堂的玄妙，规制了文化星辰，而又以沉甸甸的市井习性凝聚了人心。 庙堂的精髓在市井的调侃中，被戏谑的展开成为千古绝唱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玄妙与生生不息的高昂。 事实上，中国传统文化是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波折与颓废样式的发展之后，才成就了自己的庄严与壮阔。 如果没有西汉文学逐渐的趋于死寂，就没有东汉三国时代江南文化繁荣在自由气氛中的飘逸感；如果没有三国魏晋时期的政治作为，最终被历史宿命归于无尽的失败与惨烈的颠沛的话，那么，魏晋风度的文人世风的玄妙是不可想象的。 倘若中国文化失去了魏晋巅峰，失去了魏晋文人的灌酒、翻弄药渣、疯疯癫癫的无可名状与不屑于入世之态的话，那么，一直延续至今的飘逸文人与高雅文风简直就不可想象。 经魏晋改造的中国文人，都坠落成那样一副德行了，这市井与庙堂也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吧！ 中国文人在文化认同上从俗，而中国民众在文化规范上从良，分别发生在魏晋与宋代，事实上，历史已经直白的说明了，华夏文化必然是在颠沛流离中，积玄妙的书香与流离的蹉跎于一身之后才能终成大器。 中华文化被历史给自然而然的分野为庙堂与市井两部分，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来的更加顺理成章！ 如此，市井文学就一点都不比庙堂文学矮上一头，如果庙堂文学得以趾高气昂的话，那么，市井文化同样可以红光满面。 在中国暗灰色的历史中，四大名著几乎能号令天下人心，这就是朝堂之上的庄严法度与黑压压一大片颤巍巍的庙堂老朽，所始料不及的了。 当亿兆民众端坐在老菜馆里咀嚼着四大名著中的痛快段子，并把它们当作精神食粮用以混饭吃时，老少咸宜与朗朗上口的江湖书生情怀，终于被世人自觉自愿的交口传诵。 我们的历史是隔离的，民众知晓的历史是经官方宣称的，因而也是并不忠于历史真相的。 在自由的文学空气弥漫以前，在市井里有几人知晓，这四本小说竟然是黑乎乎的市井文学？ 而且，它们还与运行数千载的庙堂之上的高悬明镜里的景象势同水火难容？ 只是到了后世，书生秀才们才在世道人心散了架之后，才开始居心叵测的翻弄出市井文学中尚能拿得出手，抬得上桌面上来的四大名著，并宣扬起它们的文学价值起来了。 我们的时代几乎彻底忘却了庙堂文学，只是到了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它们的庄严形象尚能唬人，于是又赶紧翻箱倒柜的找出来，囫囵吞枣的引用上几句，弄不好还要闹出几许笑话出来贻笑大方。 但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时代的文化人，竟然放下了文化人所特有的矜持与斯文，就蹲在现代书斋里，大谈起红学札记并不时发出在线装书前所特有的无病呻吟。 看来，现在的时代是文化人习俗，而非平头民脱俗才是正理，其实，这也并没什么不好。 倘若歪屋陋巷深处的歪斜老茶馆里的惊堂板与三国及随口演义，江湖地摊上的水浒中的毛汉之列传，卖打药或兜售假药的摊子上来回欢快的蹦跶，还有幼童与老妪口中随口胡夸的西游，都不能被纳入到中华文化的经典里，那么，这只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失败，尽管这种胡夸大多是为了弄几个糊口的饭钱儿。 所以哪怕是市井文化又如何，只要大众喜欢，那它就是精神粮食。 就像现在某些砖家讲，用纸碗吃泡面不健康，我当时就笑了，吃泡面？ 不健康？ 我TM都沦落到吃泡面了我还在乎什么健康？~！ 冰箱空了…… 钱包空了…… 在深夜吃泡面！ 红烧牛肉！ 老坛酸菜！ 鲜汤虾仁面！ 速食公仔！ 海鲜杯面！ 不如辛拉面！ 水烧开了。 我想加个蛋。 把调味包撕开洒在碗里面。 如果我要一次吃掉两包方便面，汤就会特别咸。